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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给这两位科学家呢？因为诺奖只颁给最早发现者，其他人虽也有很多贡献，但不是最早的发现人。复旦大学药学院研究员朱棣：我比较熟悉艾利森，他是非常资深的肿瘤免疫专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T细胞免疫方面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他发现了CTLA-4在T细胞的抑制效应，从此他在这个领域持续耕耘了30多年，至今仍然在积极地研究这个分子。

今年两会期间，监管部门官员频频谈及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的相关话题。周亮表示，市场经济有生有死，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不能让它引发系统性、连锁性、交叉性的风险。对于如何加强监管的协调配合，他表示，监管要更多学会倾听市场的声音、企业的声音，出台政策的时候要广泛深入地征求意见，加强与央行、证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间的协调，形成合力，避免形成监管的叠加，尤其是负面叠加。

在我国120吨级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YF-100的研制过程中，陈建华注意到好几种高强度不锈钢都容易生锈。从2011年开始，他跟老朋友，钢铁研究总院特殊钢研究所副所长苏杰无数次沟通，双方压力都很大。如今，长征六号、七号、五号火箭相继首飞了，陈建华仍没有得到完全让人信服的答案。

据路透社报道，即将举行的冬奥会“很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这位33岁的选手正考虑把它当做最后一届。“我想要赢得更多(冠军)，比任何人期望我赢得的(都要多)。”她告诉CBC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我自己，要努力保持放松和专注，因为我等待这些奥运会已经很长时间了，我非常想赢，以至于我需要能准备好一切。”

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市场信心匮乏，引导措施的无效。所以当前不管是防范风险也好，化解债务危机也好，我们不能光做减法，不能一味简单的“去杠杆”，还要学会做加法和乘法。第一做减法，必须要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这条原则不能动摇。各级政府不能把债务推给上级政府，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在我国，由于特殊的体制，很难做到这点，市场主体潜意识里是把地方债务的最终偿付责任推给中央政府的。故而，财政收支状况差异很大的各个地方，但是发行的城投债利率基本没有差异，所以中国目前还不存在地方债券的收益曲线。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要进行严格控制，就得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当然，在严格控制新增债务的过程中，一定要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如果很多政策同向共振，就很有可能造成处置风险中的风险，这方面国内外有过很多教训。

“本轮火爆的一级市场更多的是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的盛宴。”他认为，中低等级的产业债与城投债品种，一是受到民营企业融资条件仍然较弱的影响，二是受到各种政府信用与平台信用政策陆续落地的影响，发行仍显困难，体现了有限的结构性回暖。事实上，不仅仅是低等级信用债市场，包括信托产品在内的广义固收市场中，打破刚兑都正在加速。很多依赖非标融资的城投平台，在当前正面临着不小的再融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