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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习金融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很多因素的综合。那些市场主导的国家，一般都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至上的，他更加崇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分散决策，英国、美国都是这样的体系。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合作、统一决策。未来中国金融体系更可能往哪个方向走？中国的方向肯定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在短期内把市场做得特别大，难度会很大。说实话，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了近30年，但仍然没有成为有效的投资渠道。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关于华为任正非有一个否决权，认为华为的管理控制主要通过任正非的否决权实现的。这点也是不对的！任正非确实有否决权，只是重大事项有否决权，不是所有事项都否决。第二，他只是有否决权，而不是决定权。任正非对华为的影响重点是通过思想和管理的哲学来进行。网上或者华为内部几天就可以看到一个任总的讲话，他就是靠这方面来管理的。

曹建明表示，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包括坚持“三个慎重”和区分“五个界限”。“三个慎重”即慎重拘留逮捕企业管理者和关键岗位人员，确需拘留逮捕的，提前与涉案企业或主管部门沟通，帮助做好生产经营衔接工作；慎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避免引发或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慎重考虑办案方式和时机，维护企业形象和声誉。“五个界限”即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改革探索出现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的界限、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的界限、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不正当经济活动与违法犯罪的界限。

数据来源：QINREX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南华期货研究所前五月，出口美国的轮胎每月以超过20%的同比下滑速度下降。但整体出口维持稳定，六月出口总量更是同比大增15%，主要是由于开发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预期三季度仍能保持较为平稳的出口。但南华期货研究所表示，部分产能开始转移至东南亚来规避风险，后期仍需谨慎。

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新频频，但监管跟不上。上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监管有效性确实在不断下降。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是监管的问题，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去的监管框架对审慎监管不够重视。客观地说，中国改革4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原因不在于监管做得好，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的贡献，一是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兜底，一旦出现问题，就由政府埋单，所以投资者信心不会动摇，然后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处置金融风险问题，同时努力改变造成那些问题的因素。最典型的案例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超过30%，但没有发生银行挤兑，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担保。后来通过冲销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等一系列举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国际大银行。但这样的做法业有问题，反正政府会兜底，降低了监管与机构努力工作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造成道德风险问题，很多风险因素可能会重演甚至放大。2019年爆发的以包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银行乱来、监管缺位”的例子。这样的现象持续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5、南华早报：您好！您刚才讲到任总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没有决定权。哪些重大事项有否决权？有没有具体规定？江西生：有明确的规定，在华为有一个治理章程，治理章程很明确规定了哪些方面，例如公司的资本增资、资本结构调整，治理章程、重大治理文件的修订，包括公司董事和监事的候选人提名方面有否决权。这种否决权轻易不会使用的。治理章程明确地规定了各个治理机构包括持股员工代表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职责、权力以及相互之间制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