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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基金行业的共同努力，让被动投资成为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资产，为后续的资产配置以及财富管理贡献力量。江向阳：谢谢李一梅的补充。对于被动投资这个问题，我也想补充一些看法，我注意到，交易资产最近正在做一些改革，包括配套的制度规则这块，纽交所之所以可以做到如今的规模，就是因为能够找到适合市场的产品，我对于中国的指数产品发展也十分有信心，因为指数产品最大的特色就是风险收益特征清晰，能够将交易的风险降到最低，从而在整个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着独有的价值。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养老FOF等机构投资者的增长，将产生万亿级别的通过指数及ETF产品的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需求。当然，相比被动投资，投研能力和给

数据显示，申万28个一级行业今年前三季度有12个行业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5个行业三季报利润增速超过40%，其中建筑材料（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82.77%）、钢铁（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69.31%）、采掘（三季报净利润增长48.38%）、化工股（三季报净利润增长41.92%）均为强周期类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行业的利润增速在三季报中领跑，但在供给侧改革影响逐渐减弱的大背景下，采掘、钢铁等周期板块的同比利润增幅已明显回落。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采掘板块的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955.99%，钢铁板块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403.95%。

报告期内，集团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57.46亿元人民币，占本集团整体营业收入的65.29%，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36.88亿元人民币，占本集团整体营业收入的34.71%。运营商网络实现营业收入235.07亿元人民币；政企业务现营业收入44.33亿元人民币；消费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4.94亿元人民币。

通过十多年的公司治理实践，经历理念导入、结构构建、机制建立等螺旋式演进，江苏省农商行公司治理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但对照当前治理发展的要求，参与各方包括监管部门都意识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短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股权分散导致外部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相背离，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造成治理失误和严重的道德风险。同时，股东授信问题普遍，由于农商行脱胎于合作制的农联社，股东贷款问题较之其他机构更为普遍。据调查，2017年末江苏省农商行持股1%以上的股东中有三分之一的股东及其关联方从本行获得授信。二是董事会与高管层之间职权划分不清。多表现为董事长和行长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清，有些农商行董事长插手干预经营层具体业务，将决策和执行角色合二为一。有些农商行存在“一长独大”现象，董事长日常工作代替董事会决策的倾向比较明显，缺乏约束，董事会决策功能被不同程度虚化，重大决策上董事会只是走程序，董事会某种程度上变成过场会、程序会。三是履职意识能力不足。董、监事素质参差不齐，股权董事缺乏金融从业经历，独立董事来源偏窄且往往缺乏实践经验。部分董、监事主动履职意识不够，只是定期按规定出席、列席会议，成为举手董事、开会董事。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时常常是点到为止，角色更像智囊团而非决策者。四是监事会履职缺少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监事长对董事长或行长虽有监督职能，但因为在党委内部存在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往往听命于董事长，甚至是行长，对董事和高管的履职评价大多数也只是泛泛而谈，很难对董事会或高管层形成有效监督。五是配套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激励约束机制不够科学合理，过度注重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发展，争速度、争份额的冲动高于对风险管理和内控的要求；信息披露机制刚刚起步，披露内容过于简单，信息披露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利益相关方难以全面了解经营实情及潜在风险；内部问责机制尚不健全，风险暴露后强调“天灾”的多，问责“人祸”的少；问责基层员工的多，问责管理层的少。六是法人农商行和省联社之间的摩擦增多。目前，农商行高管层均由省联社提名，并且这种提名权事实上已演变为行政化的任命权，这种“乌纱帽”机制作用使得董事会缺乏对高管层的硬约束，既影响了农商行自身的独立性，更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与公司治理本质有悖。

今年卫视各自的片单都精彩纷呈，可全面“落地”的几率却不大。数据显示，2018年仅有湖南和东方的片单“落地”比例超过了50%，北京和江苏都未超过4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项目本身拍摄进度影响上档计划，政策监管力度的加强也是主因。正因如此，不少卫视剧才会掀起一阵“改名潮”。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上海领跑跨境金融改革提速，总体原因与上海近年大力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密不可分。临港新片区作为上海自贸区开放创新的新阶段，自然要在金融改革特别是跨境金融上落下实效。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9月1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上海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701家，外资研发中心451家。其中，今年前8个月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1家，外资研发中心1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