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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说下岗职工达到四千万。后来从中国统计年鉴查到，1995年到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为10949万至10766万，变化不大。1998年开始人数爆跌，当年降至8809万、1999年8336万、2000年滑落至6924万。五年减少了四千多万，如果去除非企业国有职工和退休等正常减员，国企下岗减员超过两千万是不夸张的。）

现在，隐性或显性地为维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相应地，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国有经济内部交易。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较大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对于已经拥有超过8万员工的阿里巴巴来说，“大象如何跳舞”？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精神？张勇对中高层的领导者说，“创造力要从自己做起，不要光要求你的团队创造。”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看看每年有什么新业务、什么新想法是因他而起。“我要求创造出这个东西，或者说我组了一个局来创造这个东西。只有这样，工作才有乐趣，不然无论CEO也好还是主席也好，只是一个行政管理者。”

然而，RCEP谈判也存在一些难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首先，东盟作为领导核心，无法协调区内大国例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之间的政策差异性等，不能在区域合作谈判中提供足够的向心力；其次，印度的立场和态度，深刻影响着RCEP谈判的进程和走向。印度参与RCEP，面临着“反贸传统”的抵制、在亚太区域价值链中存在感和融入度低下，成为RCEP谈判的主要障碍。

“管资本”的改革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证券化，否则就没有“资本”这个对象可供管理；另一个是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似乎还是新事物。在2012年之后我和吴敬琏老师与国发中心企业所、中金公司和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等的研究人员一起到大型国企，到国投、汇金公司、信达等国有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到国家社保基金等调研，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写出了一些研究报告。一方面提出我们课题组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希望就有关问题开展讨论，理清思路保障改革步步深入。

“实现生产链路各环节的数字化也是市场、客户的需要。阿里不做这个事情，客户也需要往这个趋势走。我们能够服务，让他们更高效地走向这一步。”张勇以手机操作系统来举例，它提供一个能力和标准，使得软件和硬件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最终要面对客户、面对市场，找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