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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然日本7月初限制3种半导体制造材料对韩国出口，8月初又将韩国移出出口管理优惠的“白名单”，引发了韩国官方和民间的强烈不满。随着日本宣布二战无条件投降74周年纪念日（即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到来，韩国国内近期的反日情绪日益升温。

资料来源：wind、浙商期货研究中心2.3．进口及中美贸易战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自6月份开始中美双方互加征关税，导致美玉米的进口成本达到了2000元/吨以上，内外玉米价差出现了反转。而自11月习普会结束之后，中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市场有传闻中方将进口300万吨美国玉米，但就300万吨的进口量来讲，实质影响有限，市场担忧后续是否还有新的进口量，玉米进口配额是否会调整等等。由于中美两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如果单单只靠进口美豆仍难以扭转，预计玉米及其他谷物也存在大量进口的可能。

积累数据，用好数据，数据思维推动零售服务能力提升更快更好更经济地了解用户，为用户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服务是券商零售业务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同理，更准确地了解和评价员工，支持员工开展工作，是券商零售服务能力提升的关键。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服务，不再直接接触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需要对人群进行标签化，不断分类聚合，要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海量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构建用户画像，开展分析与诊断，推动精准营销和服务。从行业现状来看，具体从事线上业务的部门对数据的重要性和应用方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其它条线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或过于乐观，或不够重视。数据是流动的资源，“逝者如斯夫”，越早进行采集储备，我们拥有的资源就会更多，开展工作的基础就越牢靠；数据又是可以加工的，持续不断地清洗、分析和校验，好比不断提纯的黄金，对于我们工作的帮助就越大。《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但数据也不是万能的，基于数据分析而采取的行动并不意味着百发百中。我们必须要用数据思维武装自己，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出发：一是开拓数据来源，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数据，小到用户行为、个股资料、股东变动等微观数据，都能够快速、高效的进行抓取、积累与关联，缓解由于数据维度单一、延展性差等原因所导致的数据驱动力不足的问题；二要标准化、链条式技术流程，从数据采集—数据汇总与清洗—数据富化—数据分析—数据指引决策行为、营销活动—数据检验与反馈，不断推动内在算法优化和循环学习；三是基于数据剖析，通过建立标签化用户体系和产品体系，完成深度的用户画像和产品画像，实现用户与产品（金融产品与服务、非金融产品与服务）多维度匹配；四是通过大数据获取、处理、分析用户个性化的风险偏好及变化规律，结合金融理论与算法模型为客户定制化服务方案，自动提供有差异的服务，智能化落实精准营销和风险适当。

当时间的钟摆来到2018年，二级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佣金率已降至“地板价”，线上获客成本不断提高，经纪业务经营压力持续加大。据中证协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度，证券业的第一大营收来源是证券投资收益，其占总营收的27.80%，而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占比26.18%，退居第二，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穷极思变，今年以来，多家券商重新思考互联网金融业务，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多种调整，大的方向有两种：一是赋予网络金融部更多职能，扩充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内涵与外延，不再按线上、线下划分势力范围，而是统筹负责零售业务，这其中既有不改部门名称但实际扩充职能的，比如华泰证券，也有与经纪管理总部等部门合并，改为零售业务总部的，比如东吴证券；二是拆分网络金融部，将其技术开发的团队和职能与信息技术部合并，将其线上渠道拓展、运营和服务的团队和职能并到经纪业务相关部门，比如兴业证券和山西证券。当然，也有部分券商原来就是把经纪和网金放在一起的，比如海通证券和安信证券。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和竞争形势，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评价上述组织架构的调整孰优孰劣，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用好金融科技，提升券商的零售业务能力。

对于业绩增速放缓及拓展的橱柜业务亏损等问题，索菲亚方面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近年来，索菲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维持在30%到50%，业绩扎实，增长平稳。作为家具行业的龙头品牌，产业时评人张书乐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索菲亚近年业绩增速放缓，除了房地产政策的收紧，带给下游家具行业的影响外，作为全屋定制的先驱，索菲亚在定制领域并没有和同业真正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其定制，带有浓郁的工厂批量色彩，难以形成真正的战力。同时，在二三线城市下沉不足，过于关注一线城市的红海竞争，也导致索菲亚的后力不足。

台商沦为“夹心饼干”台湾《中国时报》8月16日刊文称，台商类似经历并非头一遭，两岸摩擦让台商动辄得咎，成最大受害者。文章指出，对蔡英文而言，与其发动“文宣战”，批判大陆，不如冷静思考问题症结，尽快找出化解两岸僵局的方法。蔡英文应进一步确立两岸关系的性质，明确两岸的政治定位，消除大陆对民进党可能推动“台独”的深层疑虑，迈出两岸互信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