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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型不是一个时间点，而可能是一个持续 3-5 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直到转型升级的新动能真正形成，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与市场将均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中国传统增长引擎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房地产投资遭遇价格泡沫风险，制造业产能投资面临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能过剩等压力，基建投资受限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口增长又面临中美贸易战的逆风。单纯地维稳增长有明显的后遗症，更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

第四，监管方式、监管理念和我们经营机构自身的经营理念、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不能用监管来代替经营决策。还以香港为例，比如银行从稳健的角度考虑，资产负债表要少反映一些利润，金管局只关心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因为资产质量变差还是仅仅是商业行为。如果说是出于商业目的，比如为既有的资产多提一些拨备，金管局不会干涉，它专注的是银行的经营安全。这类问题，税收部门会来管，因为税收部门要多收税。有什么样的监管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市场，有什么样的问责制度，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问责文化。我们现在的银行监管规定，如果支行出了一个案件，除了向上级报告，还要向当地的监管机构报告。但是同时又规定，出了案件，尤其重大案件要上追三级，目的在于加强管理，更加严格。这种情况下，其实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不上报，因为一旦上报要连续追责，无穷无尽，所以选择内部处理就行了。但是内部处理实际进一步鼓励了违法行为，而且形成一个负示范效应，大家都会跟着如此做。监管不能不严，但是怎么严是一个技术问题。

其次，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的关系。宏观调控是对经济变化进行调整，本身就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所谓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因之于具体情况变化了，就需要调控。失业率、增长率、经济的波动、市场的流动性紧张，这类都属于宏观调控的事情。当然监管对宏观调控加以帮助，可能有助于短期达到效果，但是监管政策就变成不可预期了，监管政策不可预期就意味着企业行为方式不可预期。有时上半年可能鼓励的事情下半年变成犯错误了；有时刚刚某个行为被处罚，却因为经济下行又开始鼓励这样做。所以，金融机构就会去揣测哪些监管政策实际上是坚持不久的，可以选择打擦边球，与监管政策展开博弈，如此一系列所谓的乱象就出来了。

我特意找了一下三季报来看，三季报兴全趋势股票仓位76.90%，四季报股票仓位83.98%，确实是加仓了，言行一致。兴全趋势三季度说“与其投资分散开，还不如将比重配置在优秀的龙头公司上面去”，四季度“从三年的时间角度看，这个位置上权益的配置价值肯定是比现金要好的”。

李健仁说，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电影《少林足球》的“足球指导”，专门负责教演员踢球、运球的动作，“因为很多动作都要靠特效，没踢过球的人不知道怎么做。”可惜的是，李健仁的足球生涯并没有坚持多久，“我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有一次比赛受伤后，家里就让我改做餐饮了。”五六年后，他做到了CEO的位置，管理三家餐馆，生意好到爆，每个月收入都要几万港元。“周星驰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位子，过一会儿他就带着吴君如和一些演员来了。”但时间长了，李健仁觉得没意思，毕竟是给老板打工的。

李健仁有三个孩子，大女儿31岁已经结婚，二女儿27岁是名心理医生，小儿子24岁在政府单位上班，都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们都长得很漂亮，有朋友叫我儿女转行，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他很满足，“我比周星驰幸福，是因为我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