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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条例》还特别新增了“将乱扔垃圾行为纳入个人诚信档案考核”的条款并提高了处罚力度。按规定， 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可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的处罚力度最高可罚款10 万元。责任编辑：鲍一凡

没有参照物的结果就是在交易落地阶段投资方很难与企业在定价上达成一致。“参与各方的主体会进行博弈，不同的主体在资产选择、定价方式、估值策略等方面会有不同认识，”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杨忠孝向记者说道，“双方都不退一步的话，容易导致错过最佳重整时间，进而企业只能进入破产清算阶段，各方利益均遭损失。”

2014年6月，王某将存有不雅视频的U盘及一封留有新手机号码等内容的手写信件，通过快递寄到合肥市公安局，注明程某亲收。王某通过网上查询单号确认快递被签收后，与程某电话联系。但身为公安局长的程某没有就范，而是谎称其与妻子在酒店被人偷拍并遭到敲诈为由，要求民警调查，并要求不在公安办案系统里办立案手续，而是将该案的法律手续挂在另外一起敲诈勒索案件上，还让视频中的女子蔡某也参加到专案组外围工作中。

（四）发行人区域分布从发行人的区域分布来看，2019年上半年发行人来自于31个省市自治区，主要分布于北京、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四川、天津、福建、山西、湖北、河北和湖南，上述地区发行支数和发行规模在传统债券中合计占比分别为77.42%和80.55%。

2003 年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格局。但是，金融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理顺，监管政策始终倾向于本行业的发展。2003 年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对金融体系进行“在线修复”，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开展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激励相容方式进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过，随着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逐步消化和改革后经营绩效的明显好转，监管部门逐渐偏离机构审慎监管，更加关注本行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未能有效调控银行信贷投放，2010 年货币信贷增速大幅突破年初目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初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开展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力图控制银行表内信贷过快增长。不过，出于行业发展和部门利益的考虑，监管部门仍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以规避准备金和信贷规模约束。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都竞相放松监管要求。由此，针对信贷规模管制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迅猛发展。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 GDP 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20%迅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31.2%，远快于同期货币信贷增速。而且，2014 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呈现出结构化、复杂化趋势。在行业发展理念下，监管部门并不重视整体系统性风险，甚至为了本行业发展而降低监管标准，从而引发“监管竞次”，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并存，影子银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集聚更加严峻。2015 年由于对场外配资等违规行为监管不力，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再贷款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下行和不良资产逐渐暴露，银行不得不提高风险资本占用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双降”曾是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为此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创新，各微观监管部门纷纷降低监管标准并形成大量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监管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2014 年以来银行负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脱媒明显上升（李宏瑾和苏乃芳，2017）。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与非银机构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各种嵌套，使得负债端变得极为复杂，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在资产运用方面，资管、同业等表外业务监管标准和风险权重相对较低，银行实际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严重不足。2014 年—2016 年，结构化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上升，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Ehlers et al．， 2018）。

MWC19上海展会 摄影：汪建君6月26日至28日，MWC19上海以“智联万物”为主题，聚焦5G技术及其场景应用。无论是展馆张贴的“5G is ON”、“5G is Here”等标语，还是展会现场所展示的相关产品，都在向外界预演着“5G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