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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专注投资消费服务业的PE机构何去何从？他们有哪些投资策略的调整、坚持，如何与被投企业共渡难关？坚守消费投资，疫情过后或有报复性反弹“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满天飞着去见人，或者去街头巷尾做尽职调查。但现在大家都基本不出差了，更多是做投研、在线学习培训。在这种暂时的‘休眠期’里，投资节奏是进一步放缓的。”近日，天图资本管理合伙人、首席投资官冯卫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投资有风险，但对于盛文来说，他的“投资”却是“稳赚不亏”的。在得到阮某“本金安全，不会有损失”的保证下，盛文每月都会“固定”收到15000元高额利息。直到他看到有公职人员因为这种投资方式被调查处理了，才感到害怕，中止了这一投资。而此时，他已前后10次在阮某的办公室收受利息共计人民币15万元。

之后的几年里，嘉能可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了一系列新的资产，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托克则成为全球第三大大宗商品交易商。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从香港求学返粤的张劲意识到纯金融模式很危险，需要有实业支撑，他成立君华集团（雪松控股的前身），抓住房地产调整的窗口期，完成了初期积累。5年后，雪松控股涉足大宗商品贸易，早年的经历使张劲区别于后来涌现的大宗商品B2B平台创业者们，他不必依靠资金实力有限的风投机构。

尽管传奇性戏码已落定，但长久来看，其给印度政治带来的影响，惊人效果依然不减。最重要的一点，国大党的衰落使印度难回昔日两党政治时代。拉胡尔在甘地家族的“根据地”败选之外，选民们同样对国大党“终极杀器”普里扬卡不买账。5月23日“印度人民已经做出选择”后，国大党召开工作会议检讨得失，拉胡尔提出要辞去该党主席、并试图要改革百年老党“老人当政”的局面。无疑，国大党能否再次站起，仍存在诸多不确定。

当地时间4月10日，莫伊尼汉、摩根大通CEO戴蒙和其他五位银行CEO在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FinancialServicesCommittee）作证。估计这些老板们不会轻松过关。收入不平等是美国2020年大选前的一个热点问题。虽然2017年，美国银行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3.5美元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但金融机构内部收入不均的情况非常突出。比如美国银行最高层，莫伊尼汉2018年获得了15%的加薪，年薪达到2650万美元，当时他带领的美国银行实现了创纪录的年度利润。同年，戴蒙获得了3100万美元的薪酬。

不过，从短期看来，两国将见出较为频繁的高层交往与双边机制对话，比如6月的G20峰会、上合组织SCO峰会，习近平主席都将同新当选的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不失为能维系中印关系稳定的良机。70年前，印度古吉拉特邦诞生过的著名政治人物——“圣雄”甘地在新德里街头被暗杀；70年后，另一位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声望的国民志愿团成员正领导起印度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