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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我国医疗、社保与就业等支出占比近年来上升，但仍远低于美国，教育支出占比与美国持平，大量财政支出用于财政供养人员及基建。2016年我国医疗、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7%和11.5%，2018年上半年占比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的23.8%和23.4%。根据国际经验，教育支出必须达到GDP的一定比重才能保证教育发展，中国致力于保证教育支出占GDP4%，因此教育支出财政占比15%，与美国持平。但考虑到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我国与美国差距仍较大。

“事实上，通过分享本国经济增长红利获得稳健长期可观的投资回报，对任何一个国家外储管理部门而言，是最有把握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特点太熟门熟路。”他指出。在这位知情人士看来，在当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与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骤增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要实现投资安全与保值增值，还得落实很强的投资纪律性，即大部分投资组合与资产配置需执行风险再平衡操作，最大限度回避短期炒作或追涨杀跌的投资方式。

美国特朗普大幅减税，为什么我国迟迟未能大幅减税？我国税负高不高？中美的税负和基础性成本孰高孰低？我们此前强调，中美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本文旨在客观全面对比中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制度性原因，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摘要中美宏观税负对比：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四本账）自2009年起高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持续提高，存在大幅减税降费空间。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达到6400万人以上，每百万美元GDP对应的财政供养人员在世界处于偏高水平，官民比因我国人口基数大而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我国官方未公布财政供养人员的具体数字。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含事业单位人员，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其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占3/4，教育系统人员约占一半）。人社部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指出我国中央公务员占比仅6%，据此推断中央公务员数量约为43万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推断分布在各地的准财政人员约1000万，其中含60余万个村委会和8万个居委会干部。

事实上，群众的诉求表达是想推动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对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件，既要于法有据，还要有效回应关切。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纠纷难题，需要站稳群众立场，创新工作方法，多想想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设身处地从源头上解决老百姓的合理诉求，而不是对群众诉求敷衍应付。

“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量。”郭树清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发动群众，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时成长为治乱象的生力军。郭树清提醒，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