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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几个月下来警察早就开枪、早就死人了，这是有记录的。采取双重标准，就是美国有些政客虚伪的地方。上观新闻：您觉得这场风波会以什么方式结束？梁振英：暴力的规模与力量是在反复向下。我们现在看到，随着警方的强力执法，拘捕人数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因为一些偶发性因素会出现一些大的波动，比如科大那个同学离世。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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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特电机在三季报中预计2018年盈利3.38亿至4.78亿元，但2019年1月31日，江特电机发布公告称，亏损15亿元16.4亿元。业绩修正原因：一是九龙汽车报告期内经营利润亏损，该公司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计提金额约10.98 亿元。二是杭州米格利润下降，该公司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计提金额约3亿元。

还有一个问题是口罩现在很难买到了，虽然备了口罩，但要关键的时候再用。现在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减少接触。大家都比较警觉，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起到作用。《财经》：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这四个阶段是英国应对传染病疫情时通常采取的模式吗？陈铮鸣：不完全一样。英国肯定会制定一些政策，尤其是面对大的疫情，但首先要根据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危害和传播模式来制定。以前疯牛病传播途径不同，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会有100万人感染，但事实上没有。这一次说可能70-80%的人感染，50万人死亡，这是最坏的打算，我估计不会这么糟。但先把最坏结果想到了，再看每个阶段出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根据国力，找到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应对方式，英国无法做到像中国那样不计成本。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是一个全能政府，民众比较配合，疫情爆发相对集中在武汉。

梁振英：最明显的变化是，我到内地去访问的次数，比前两任行政长官都要多。我上任前香港社会有个看法，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为什么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还要到内地去？我说，我们在社会、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跟内地联系密切，所以一定要多去内地走走看看。就拿上海为例，过去沪港间有经贸合作会议机制。我在与上海市长共同主持会议时说，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不仅限于经贸领域，金融、教育、环保等方面都可以合作。我建议把“经贸”拿掉，以后叫沪港合作会议，体现全方位合作。后来名称确实改了。

李洪元：没有。从去年3月8日拿到补偿款至今，华为的人从未直接找过我。我妻子坚信我无罪，她也没有去找华为（沟通调解）。极昼：在看守所，你的生活是怎样的？李洪元：我没想到会在里面待251天。我一直处在等待之中，等家人帮我请律师。我妻子去找过法律援助律师，但那名律师认为我有罪。后来我妻子就蹲在深圳第二看守所门口，最终在那里找到了代理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