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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电看，1—7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4.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5.2%、2.8%、9.1%和8.8%，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分地区看，全国28个省（区、市）用电正增长，其中4个省（区）实现10%以上两位数增长。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7%，增速比上月回落2.8个百分点。

所以，如今那些被视为新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企业，所采用的成长模式都是异地重建式（电商）、河流改道式（社交）或升维再造式（服务）。它们与国有资本集团不处在同一竞争维度和博弈空间里，甚至话语体系都南辕北辙。在“主配角”时期，国资集团居于产业的上游和核心“渡口”，从能源性物资采购、设备进口指标、产品出口配额、金融服务等各个环节上，均可以对民企形成利益寻租和战略性钳制。可是在今天，新经济公司居于信息的上游，对传统国企的产业依赖度非常之低，两者之间的主配角结构已经消失。

“将房主的预期租金通过平台项目转移到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可以随意动用，这当然有风险。资金池最大风险是可以掩盖问题，后移投资风险。”在张大伟看来，长租公寓模式对于中介企业来说，其实就是把原来简单的中介费+差价模式，变成了投资模式。虽然也存在跑路的可能性，但非常低。

以降成本和供给侧为主要目标和着力点，减税降费的实质，便系结构性改革而非总量性调节。其主要的推动力量，便系改革性行动而非政策性安排。因而，减税降费须同税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循着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展开而非另辟新径，重起炉灶。这启示我们，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进一步加快减税降费步伐，但不可偏离降成本、供给侧和靠改革这一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减税降费的基本行动路线。不仅扩需求须同降成本巧妙对接，在降成本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顾此失彼，造成重心偏离。而且针对需求侧的操作，须同削减政府支出相挂钩，不能以加大企业未来的负担为代价而寻求需求总量的短期提升。同时须注意将操作的基点放在税费制度改革上，既不能满足于政策调整，搞无明确指向的总量性减税降费，也不能以政策调整代替税费制度改革。

2003年之后的国有资本，基本是在这两大领域进行布局，细数当今的一百多家中央企业，无一例外。在2018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平安等五家。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和产业格局之下，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不断地回笼资金、融资还债的同时，恒大今年持续加码新能源产业。上月末，有消息称，恒大考虑收购汽车制造商DAF Trucks和VDL Groep。而恒大此前已将全球性电动汽车企业NEVS、瑞典超跑公司柯尼塞格、上海卡耐新能源等伙伴揽入自身产业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