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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除了路径依赖、上市发行、交易制度等因素，最关键的还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根本原因在于优胜劣汰。如果没有严格的造假惩罚，守法企业在造假企业的竞争优势下很可能沦为弱势企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是一种逆向选择。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就体现在严厉的造假惩罚上，集体诉讼制度之下，造假企业和大股东面临的不只是巨额的金钱惩罚，甚至有牢狱之灾。我国的情况是大股东造假成本很低、收益巨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问题十分严重。未来值得关注的是如何落实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

中国人的摄影形象真正迎来“春天”，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撩拨着人们去欲求、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置身网络媒体的新世纪，数字技术又一次颠覆了人像摄影的规则。从中国初代网红的诞生，到社交网络中诸种风格的制造，手机自拍风潮让中国人进入个人影像过剩的年代，而这一次摄影本体论上的跃迁，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命题。

对此，《红周刊》记者进一步核算了江淮汽车2017年和2018年的营收数据，发现其近两年营收方面数据是存在较大异常的，而这种异常很可能是导致其不分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17年、2018年，江淮汽车营业收入分别为492.03亿元和501.61亿元。而从江淮汽车2017年、2018年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公司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280.02亿元和273.74亿元，此外，2017年、2018年公司新增预收款分别为-6.06亿元和3.67亿元，对冲同期与现金收入相关的预收款项影响，则与2017年、2018年营收相关的现金流入达到了286.08亿元和270.07亿元。

高额借款利率仍阻挡不了维信诺借款的意愿，这也不禁令人疑问公司为何放着85亿元的货币资金、收着1%左右的存款利息，而不去投入到生产线的建设中去？矛盾的现象是非常令人不解的，那么这其中是否存在资金被挪为他用的可能呢？关于这点，是需要公司做出解释的。

纸媒时代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提示我们，“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脸的历史最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均有很快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逐步明朗，也将促使金融业更进一步的深度开放。”金碚说。从金融业本身发展来看，12月5日，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持牌金融机构依法合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