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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与各类资产的关系外汇与股市探讨汇率和股市的关系的模型很多，较为经典的模型包括Dornbusch-Fisher（1980）的流量导向模型以及Branson和Frankel（1983）的存量导向模型。流量导向模型从一国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状况出发，认为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出口公司收入，经济面转好，最终有利于股市；另外，公司营收增加通过未来现金流贴现体现在估值中，股价从而上涨。存量导向模型则从一国的资本账户在汇率决定中起的作用考察，并分成资产组合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两类。资产组合模型认为存在着由股价到汇率的正向关系，国内股价上涨鼓励投资者购买本国资产，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需求增加，本币升值。货币主义模型则将汇率视为资产价格，由预期决定，因此影响实际汇率的因素就是影响汇率预期的因素，而股价和汇率可能由不同因素推动，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不同国家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情况使得汇率与股市呈现不同的关系。

澳元兑美元创2年半来低点，纽元低位震荡徘徊由于宏观环境因素，澳元兑美元表现不佳，本周最低触及0.7009，刷新16年2月12日当周最低点；纽元兑美元也一路震荡下行，周线收盘价报0.6716，为近一个半月低点位置。根据欧洲央行周四公布的最新经济公报显示，虽然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保持活跃，但也变得更加不平衡。？由于保护主义抬头抑制了贸易增长，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放缓。

上周转债指数持续随正股一同下跌。上上周周报中我们曾强调转债市场整体弹性正在逐步削弱，实际上上周权益市场的两次小幅反弹均没有有效拉动转债市场，多数为高弹性标的表现出色，市场整体仍呈现出略微尴尬的特征。当下市场已经来到阶段性的底部，多项指标均显示出较为明确的底部特征，以中期视角来看从转债市场获利是大概率事件。但最终收益的核心因素还是取决于弹性的高低，当前市场整体的股性估值仍处于10%附近这一偏高位置，且高弹性个券的数量略显偏少，是当前转债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盘银行转债溢价率修复至存量标的中偏低水平，其布局性价比迅速提升已经具有配置价值。另一方面，虽然转债市场中长期投资价值正在逐步体现，但正股是否能回归稳定水平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我们建议在仓位的选择上应以稳定为前提，随着弹性的修复而逐步加仓，赚取更具有确定性的收益。整体策略层面我们依旧强调关注低溢价率个券，高价低估值标的的强者恒强局面有望延续。具体标的建议关注东财转债、三一转债、国祯转债、大族转债、太阳转债、崇达转债、星源转债、杭电转债、天马转债、新泉转债。

台湾中时电子报10月17日刊登文章称，由于正值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含有鼓励所谓“美台军舰互访”修正案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一周年左右，时机非常敏感，引起各方揣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舰停泊高雄港与2015年两架美国F-18战斗机迫降台南机场这两件事，虽然美国和台湾地区都已换领导人、机舰不同、理由互异，但从美国角度来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土耳其与阿根廷类似，同样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型国家，依靠国际资本维持经常贸易赤字而使汇率承压。土耳其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滞涨，经济不景气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为此土耳其政府向IMF获得80亿美元借款，作为条件通过紧缩政策控制国内通胀。但此举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并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土耳其最初通过固定汇率制度控制通胀，在IMF的要求下实行爬行盯住汇率，但其有限的外汇储备无法维持，且高通胀率下其货币高估，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最终于200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2011年，为同时实现汇率稳定、经济增长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多重目标，土耳其设计了复杂的准备金选择机制（ROM），通过调整外汇缴存准备金的系数，实际上为银行在用外汇交纳准备金时设定了不同于市场的汇率，利用银行代替央行的相机决策。当资本流入充足时，银行以更多外币缴纳准备金，从而给央行提供更多外汇储备。在最初几年该机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汇率，但2013年美联储“缩减恐慌”时，迫于贬值压力土耳其央行再次进行外汇干预，该制度最终趋于无力。受制于资本流入是否充足是新兴国家汇率波动的普遍难题。

近期股票市场操作难度较大，投资者对股票型基金的热情也降低了不少，安全系数更高的货基和建仓更灵活的混基反而更受欢迎。至于下半年如何抓住市场机遇，《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众多业内人士，均强调，投资者在市场下跌时不必过于恐慌和悲观，近期市场大幅波动，正值布局良机，消费板块值得长期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