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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随着宏观周期的变化，资产的风险与特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要求投资人在这个周期里进行调整，从产品的投资转向多资产、多策略的配置。那么就需要得到私人银行、券商投资管理等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的帮助和支持，才能够实现这个周期到下一个周期资产的转型。

减税是有风险的，很多情况下，这种风险还是非常大的。试想一下，如果“大规模减税”带来的是“大规模减收”，同时实体经济又没有明显回暖，“大规模减税”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做好防风险的预案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下降。“大规模减税”要求瞄向最主要的税种，因此减收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大幅度下调税率，再叠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例如PPI（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那么减收效应是会成倍放大的。

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有效率的、稳健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稳定市场信心，推动人民币完整地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包容的发展欢迎全世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这种开放态度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背书。其次，赋予人民币国际化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属性。当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富有效率的、稳健有序的、包容共享的，那么疑虑或抵触就会被肯定与欢迎态度所取代。中国能否最终实现与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与程度。

最后是开展一些刺激企业投资的税收政策。2014年，相关部门针对部分行业推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8年进一步加大了该政策的力度，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并不明显。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在经济低迷阶段的投资需求是非常少的，同时很多企业的税前利润本来就不多，固定资产折旧仅仅是降低当年的税前利润，对一些民营制造业企业来说，这个政策在经济低迷阶段还用不上。

这得从2012年的多档税率谈起。众所周知，此前，服务业的营业税往往是3%或者5%的低税率，如果要转变为增值税税制，则可能带来较大的税负波动。为了更好地进行过渡，于是在原有增值税17%税率之下，新设一些较低的税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11%和6%两档，即多档税率。

纽约投资公司Miller Tabak首席市场策略师马特-马利（Matt Maley）表示：“特斯拉已经在抛物线上。这将使特斯拉远高于其当前基本面所支持的水平……这只股票在不久之后的某个时候将会彻底崩溃。”国内有投资者也认为，特斯拉这轮上涨极为迅速，但其一旦下跌也将是同样迅速的。